我们今天是趴在学问之门的外面，觊觎着其中的宏伟和辉煌，一只眼睛盯着西方的学界，一只眼睛追踪港台学人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倾倒于其足下而唯恐不及，如何能作出恰当的评价？从《中国大历史》看：
黄仁宇先生的名字最初为内地学人所关注，是在80年代中期《万历十五年》在国内问世的时候。此后，他的一系列作品，都陆续与内地的读者见面，并且无一例外地上了几家颇有些权威性的书店的排行榜，在刚刚过去的1997年中，一直都是居高不下，成为读书界一道醒目的风景。
忝列读书人之列。经受不住传媒的诱惑，被命名为“黄仁宇作品系列”的几部著作，也摆上了我的案头。然而，在读过《中国大历史》、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》和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以后，我却对读书界对上述作品的推崇，有了几分不满。为何只有众口同声的称赞，却没有实事求是的书评？为何只有出版社和书店的一再引导，却没有及时的、有分析的反馈？
与此相关的问题是，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？为什么不能够以做学问之心来对待学问之事？
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，所谓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》，从书名上就值得推敲：综观全书，叙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各国发生和成长的过程，其中固然不乏精彩段落，但是，这样一部回顾既往、总结历史的作品，并没有什么前瞻性的内容，没有能够对即将来临的世纪作出任何预言，却以“二十一世纪”招徕读者，岂不有文不对题之嫌？
再说到《中国大历史》，这本来是以特定的受众为对象的，如作者所言，是为了向美国学子讲授中国历史所著的。为了适应美国学生的需要和顺应其趣味，自然和我们国内讲授中国历史的路数有些区别，以我之见，是把历史学小品化了。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，干脆就是报纸上谈古论今的小品。奇怪的是，黄先生的作品有那么多的读者，却没有人指出这种将学术小品化的基本特征，对于其中的不足和偏失，更是不置一词，我想，这算不得是严肃的态度。
我想，对于黄先生的批评———为了避免空泛，以《中国大历史》为例，至少有如下几点：
其一，是历史的实用化。在该书的序言中，黄氏写道，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，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，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，不免扪心自问：他们或她们需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种程度？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？关于则天武后，除了将她与卡捷琳那女皇或者慈禧相比较，这段尚有何实用之处？在这种照顾历史的实用价值的考虑之下，黄先生对于历史的剪裁，显然有避重就轻之嫌。比如说，在这样一本薄薄的历史学著作中，大讲秦皇兵马俑和西湖美景，就很有为美国游客导游中国风光的意味。至于忙里偷闲地讲述许仙和白娘子的传说，讨论溯长江而上更便于领略三峡风光等等，更难逃旅游手册之咎。
其二，是解释历史的方式过于西方化了。中国历史数千年，情况错综复杂，头绪众多，本来就不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所能涵盖的，即使是命名为什么“大历史”。通观全书，很难看到，黄先生的大历史观，大在何处，观在哪里。其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历史著述的突出之处，一是用数字化管理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历史之不足，似乎马克斯·韦伯用来解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由产生的经济理性，对于论证中国的赵宋封建王朝之兴衰就早已适用，全然不顾所谓数字化管理之论述的依据不过是《宋史·食货志》所列举的几个有关财政的简单数字。对此，只须指出其统计数字准确性出入很大就够了，何必要生拉硬拽什么“数字化管理”来旁枝逸出，横生枝节。二是所谓潜水艇夹心面包式的社会分层说，虽然从古代中国到20世纪初期，似乎都可以运用之，但是，总让人觉得没有打到痛处，没有透彻的说服力。港台和海外的学人，比起内地的同行来，他们的眼界比我们要宽一些，对于西方的人文科学理论接触的深一些，这是毋庸讳言的，然而，对付食洋不化的病症，他们并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。进一步地，他们的讲学和写作，因为面对的受众的不同，为了接近后者，难免要有所迁就，就更见出这削足适履之弊端。
其三，是一些历史史料选择上的欠缺。比如说，择出汉光武帝刘秀来，说他鼓吹天人合一观念，并且用他封禅泰山之事和东汉图谶大行其道来加以证明，就是值得推敲的。讲天人合一而不讲董仲舒，不讲他对于儒学和阴阳五行学的杂揉和改造，建造起成系统的帝王统治学，而归诸刘秀，恐怕是认错了人。封禅泰山是历代帝王所沿用的，刘秀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。至于东汉的图谶学大行，这与社会动乱不已、无论上层贵族还是底层民众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，企图寻求一种精神支柱的社会心理分不开，而不是刘秀一人之力。再比如，讲《儒林外史》“极端讽刺，好像一部论文集”，讲鲁迅时单单拈出《兄弟》一篇来加以发挥而不及其余，大约都难以让人赞同之。
提出上述问题，首先不在于品评《中国大历史》之得失，而是要检讨今日内地学人的心态。一方面，在喧嚣的市场和商业化的时代，我们失去了做学问的定力———或许可以说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如何做学问，是一个问题。从我们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接触到各种新奇的理论开始，到商潮漫卷的世纪末，我们都是在文化的贫困中寻找艰难的道路。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，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苍白和贫乏，因为我们没有在学术上真正地站立起来，便只好是踮起脚跟仰起脖子来窥伺别人的花园。丹纳当年评价巴尔扎克说，他趴在贵族之家的门缝上，满怀羡慕之情，觊觎着在客厅里的优雅的上流贵妇和她们的财富。我们今天则是趴在学问之门的外面，觊觎着其中的宏伟和辉煌，一只眼睛盯着西方的学界，一只眼睛追踪港台学人；在这种情势下，倾倒于其足下而唯恐不及，如何能作出恰当的评价。试看今日内地学界所流行的话语，不难从中见出西方“后现代”和海外“新儒家”两套理论的影子，却很难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。这是比黄先生之历史观的优劣利弊更令人为之感叹的，尽管我明白地知道这感叹是如何地无力。
